烛影摇红·魏晋风流

魏晋名士的风流气韵，随着清谈人物一路绵延到江左。王羲之般的书法如银钩铁画，落笔似剑气龙吟；机锋妙语一出口，便仿佛珠玉凝成。衣袖如玉，风姿冰洁，从容婀娜，众人都能安然自在、优游高卧；又乘兰桨桂棹，夜里擎灯泛舟，穿行在装饰华美的画舸之间。碍眼的功名利禄，不过是饰以黄金美玉的枷锁。门前种下五棵柳树，便可自得逍遥；即使身居斗室，也能从心中参悟天地寥廓。料想滚滚红尘会嘲笑我：可曾惋惜大好年华被白白度过？我却只怕在孤寒中直到白头，岁月不肯等待，而诗心无人唱和。

魏晋是我常愿意回望的一段年月。它并不太平，甚至处处有权势倾轧、山河分裂与性命无常；偏偏就在这样的乱世里，人的性情与姿态被照得格外分明。竹林中的酒，兰亭边的水，东山的一局棋，归途上的一念莼鲈，后来都被岁月磨成了清亮的文化记忆。我们自然不能只见衣冠风流，不见时代风雨；然而也正因风雨深重，那些不肯把精神完全交给功名与礼法的人，才使我久久不能忘怀。

所谓“魏晋风流”，在我心中从来不是几位名士的轶事清单。竹林七贤、王羲之、谢安、谢灵运、张翰，以及稍后归耕田园的陶潜，各有出处，各有命数，原不能强行合为一人。填这阕词时，我所取的只是他们身上若有若无的一脉气息：人可以身在世局之中，心却仍有自己的尺度；可以有才名，也可以不肯让才名成为枷锁；可以面对进退得失，却不必把一生都交给外界的评断。

于是先有了清谈，有了银钩铁画，也有妙语如珠。王羲之的笔墨也好，名士席间的言谈也好，真正令人神往的并不只是技艺高妙。笔锋有骨，言语有神，是因为背后站着一个不肯把自己磨得面目模糊的人。那种才情并非为了在人前炫耀，它更像一个人内里的山川终于找到了出口，落到纸上，便有剑气与龙吟；发为谈笑，便有珠玉般的清响。

江左的风流又总与水相连。兰桨桂棹，擎灯夜渡，画舸从夜色里缓缓过去。舟上未必真坐着某一位可以考订的古人，水面也无须对应一条确切的江。那更像我从许多旧事中拼出的一个精神去处：岸上是纷纭世路，舟中尚可容一盏灯、几句清谈和片刻不受惊扰的闲情。人不能永远离开现实，却可以偶尔从现实规定的尺度中退开一些，听水声，也听自己。

后来读史渐多，才知道魏晋的从容并不总是天生洒脱。有些高卧，是等待时机；有些归去，是看清局势后的自保；有些纵酒与长啸，也藏着不能明言的愤懑。名士并非不识人间艰难，只是他们不愿让艰难夺去最后的风度。谢安可以从东山入世，张翰也可以因秋风生归意；出处进退原没有一条整齐答案。真正可贵的，是人在选择之中仍认得自己。

词至下阕，古人的身影便渐渐照到我身上。“碍眼功名，全不过玉枷金锁”，语气写得决绝，心里却未尝不知现实远比一句词复杂。人活在世上，有家庭责任，有生计劳作，也有许多不能说放便放的牵系。看轻功名，不等于拒绝担当；珍惜自由，也不是把一切义务推开。我所厌倦的，只是把名位当作人生惟一尺度，仿佛没有外在的称许，一个人的才情、趣味与内心生活便都算虚度。

所以门前五柳，不必专指陶公；斗室寥廓，也不是故作清高。它们是我愿意为自己留下的一点精神余地。居处或许狭小，世事也常把人催得疾疾而行，心中却仍可以有山川、旧书、诗酒和未被磨损的想象。真正的寥廓不一定来自远游，有时只是在营营事务之后，仍肯坐下来读几页古人的文字，写一首未必有用的词。

然而，一个人说自己不在意功名，旁人的笑声未必就此消失。“应惜否？年华虚过”，问得并不洒脱。半生过去，谁都难免在某个夜里计算得失：走过的路是否值得，未曾得到的是否可惜，守着一点诗心究竟是自得，还是旁人眼中的蹉跎。魏晋风流能给人一个遥远的知己，却不能替人免去现实里的迟疑。

最使我感到凉意的，仍是“诗同谁和”。功名可以说放下，知音却很难说不需要。诗写在纸上，若无人听见，清谈终归一人，长啸也只落回空山。孤寒白首所怕的，并非没有热闹，而是胸中的声音再无一人能够辨认。也正因此，古人才显得亲近。他们隔着千余年，把书法、诗文、山水和不肯俯就的性情留了下来，仿佛仍能在今日的灯下，与一个未曾谋面的后来者相和。

我所眷恋的魏晋风流，终究不是衣冠的样式，也不是纵酒的姿态。它是乱世之中仍不肯轻弃自我的那一点清醒，是入世与出世之间保有选择的从容，也是明知岁月催人、知音难遇，仍愿让内心不至于只剩功利计算的坚持。古人已经远去，江左清风也未必真能吹到今日；可每当现实显得逼仄，那些名字仍会从旧纸间缓缓起身，提醒我：人的一生，可以有比成败更辽阔的尺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