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祭父亲
第一篇：《夜航无泪》
电话是在傍晚响起来的。姐姐哽咽的声音从听筒那头传过来，只说了一句话，头顶的天空便仿佛塌下了一块。我来不及悲痛，下意识地拿起手机寻找最快的航班。所幸，晚上十一时还有一趟飞往南阳的深夜航班，我不假思索先订了票。妻子已在一旁默契地收拾行李，一边收拾一边打给岳父岳母，请他们从梅州赶来深圳照顾三个大些的孩子。小儿子刚过完三周岁生日，实在撇不下，只能带在身边跟我们一同回去。岳父他们要从梅州赶来，即便乘坐高铁，当晚时间也是无论如何赶不到了。好在三个大孩子已经能够彼此照应。家里的事务勉强安排妥当，我们便即刻动身赶往宝安机场。一路上还算顺利，赶着点上了飞机。此后是近两个小时漫长的飞行。一路上与妻子没有说太多的话。我闭着眼睛，预演着见到父亲时的场景，以及接下来几日的丧事安排。然而，脑子却像一台年久失修的机器，卡在混沌的虚空里根本运转不起来。我怎么能如此平静呢？我有些急了！我试图在脑海中唤醒一些哀伤的情绪，好让自己见到父亲那一刻能像一个孝子那样嚎啕不止。结果却是一样徒劳，内心依然毫无波澜。我自责并愧疚于自己这不合时宜的沉静。但这时已经没办法再勉强自己，索性放空思绪借这空隙稍作休息，因为我知道，接下来的几天大约不会再有安眠。飞机抵达南阳时，已是凌晨。二姐开车来接，回去的路上换作我来驾驶。深夜的公路宽阔而空荡，我把油门踩得很深。高杆路灯一盏接着一盏，从车窗外飞速掠过。二姐坐在副驾的位置，一路跟我说着父亲临终前后的场景。她陪伴父母最久，父亲的去世最是让她悲痛难抑。我一边开着车，一边听着二姐的呜咽，心中的愧疚却愈发沉重。我试图从脸上挤出一点悲伤的神色，可那恼人的平静始终顽固地挂在脸上。我只能握紧方向盘紧靠着椅背，让自己显得格外肃穆一些。幸而车速很快，夜色很深，明灭交错的光影忽明忽暗地照在脸上，掩盖了我过于冷静的表情。我深踩着油门，疯狂地向前赶。明知道父亲已经走了，明知道一切已近乎徒劳，可我依然不肯把车速慢下来半分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同时间赛跑，去见父亲最后一面；还是在逃避那个没有眼泪、连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自己。
第二篇：《楼道的白灰》
车子终于停在小区楼下。顾不上卸下行李，我便箭步冲上楼去。从一楼到六楼，不过几十级台阶，平日里转眼即至。可是那晚，我明明是跑着冲上楼的，偏偏脚步却像被冻住了一样，迟缓得让人发恨。记不清究竟是怎样进的屋。只模糊感觉屋里挤满了人。姐姐们在哭，姐夫们在忙碌，还有一些面孔在昏暗的灯光下模糊不清。正当我不知所措时，一位执事对我高声喊道：“娃儿回来了！快去看看你爸！”我这才如梦初醒，匆忙推开人群跨进里间。众人也跟着围挤了过来。父亲直直地躺在床上。在我赶回来之前，姐姐们已经在执事人的指点下，帮着父亲擦洗了身体，换上了寿衣。那些原本该由我这个做儿子的亲手去完成的床前尽孝，她们都已经替我做完了。我重重地跪在父亲床前，喊了一声：“爸，我回来了。”没有回应。我又喊了一声，父亲仍旧安静地躺在那里，没有一点反应。妻子见此景况，立刻失声痛哭了起来，姐姐妹妹也跟着哭喊，屋里顿时哀嚎一片。我也想哭，眼睛却干涩得挤不出一滴眼泪。我只好一遍又一遍仔细地端详父亲，试图把他最后的容颜记得更牢、更久一点。病的这些年，父亲着实瘦了太多。我摩挲着父亲的手——那双曾经厚实有力、满是老茧的手，如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温度。一股真实的悲戚感骤然在心里升腾起来，眼圈微微有些湿润，可仍旧是哭不出声，也流不出泪。我暗暗责骂着自己：这究竟也算是不孝了吧！楼下，殡仪馆的车已经到了。众人依着执事的指挥，合力抬起父亲下楼。楼道狭窄，到了转角处更是陡峭险峻。我努力用自己的身体护着父亲，生怕他受到一点点惊扰。墙面的白灰蹭了我一身。正是这一身白灰，使我突然想起父亲刚患病时的那些年。父亲患的是脑梗，起初只是略微有些行动不便，甚至不用拐杖也能支撑着勉强走动。那时他上下这六层楼，常常是一边用手抓着栏杆，一边用身体抵住墙面艰难挪动，每次走完也总是蹭一身白灰。那时候看着他那些费力地挪动，心里虽有酸楚，却宽慰地知道只要他慢一些，终究还能够上去，也能够下得来。而这一次，我护着他下去，确知他竟是再也无法上来了。这个念头猝然撞进心里，一阵剧烈的酸楚便奔涌出来。我死死护着父亲，只觉得那一晚的楼道格外的漫长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——悲伤原来不在噩耗传来那一刻的山崩地裂，它静静潜伏在生活旧痕的白灰里，等你在某个转角猝不及防地撞见，才后知后觉地感到透骨的冰凉。
第三篇：《未刮的胡须》
按照当地规定原本是要火化的。可考虑到父亲生前一辈子谨小慎微，算不上泼皮胆大，这剧烈的火烙之苦于他而言，怕是禁受不得。于是姊妹们凑在一起商量，无论如何也要给父亲走土葬。于是买棺材、选墓地、看日子、走关系，又是一大通忙碌。好在事在人为，一切都办理得妥当顺利。停灵守孝的那几日，一边要招呼前来吊唁的亲朋，一边要顾看同样在病床上的母亲和刚满三岁的小儿子，同时还要决策许多琐碎的事情。仔细想来，人几乎一直没有闲着，也没怎么好好睡过觉。忙碌冲淡了情绪，所以现在竟回想不起那时有怎样的哀伤。直到父亲收殓入棺的那一刻。执事的司仪，将卷好的白布平整地垫在父亲身下，又依照乡俗，将他生前用过的几件旧物安放在他的肩旁和棺木四角。一切收拾停当后，对着跪在地下的我和姐妹们高声喊道：“孝子贤孙，请与尊大人告别——”那一刻，堵在喉咙里积压了许久的难过与不舍，才终于找到了缺口，瞬间决堤。我伏在棺前，泪雨滂沱，哭得声音嘶哑。原来，那些在飞机上、夜路里和父亲床前苦苦寻找而不得的眼泪，从来没有缺席。它们只是没有散落在寻常的言语里，它们在棺盖就要被钉上的这一刻，才齐刷刷地涌了出来。所谓盖棺定论，也就是眼前的景象了吧？可偏偏就在这绝对不能停下的当口，我透过模糊的眼泪，突然发现父亲的胡子没有刮。那一瞬间，我心中涌起无尽的懊悔！二姐特意叮嘱我带了剃须刀过来，我也确实装在了包里，可在这几日的纷乱忙碌中，我竟把它忘得干干净净。父亲生前是那样爱洁净的一个人啊。我跪在父亲棺前，心中的懊悔比嚎啕大哭更让人难受。做儿子的，终究还是遗漏了他最后的体面。棺盖终究还是合上了。这没有刮去的胡须随他入了土，也成了我余生再也无法修补的遗憾。我也终于明白，世间最沉重的悲痛，往往不在于离别本身，而在于离别之后，永远错过的那点微小的圆满。
第四篇：《风骨长衫》
父亲虽然大半辈子生活在农村，与村里其他人一样靠着和土地打交道养活我们一众姊妹，但他身上却一直保持着一种书香世家的风姿，与黄土生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农村人为了侍弄庄稼，常常在穿着上不怎么讲究。遇到收麦子或收玉米等重活，体力消耗巨大，加上烈日当空灼热难当，庄稼汉们往往甩开长衫，袒肩赤膊地顶着太阳卯足了劲干。父亲却不同。任由焦麦炸豆，他也一定要寻个阴凉处避避暑热再接着干。纵使汗如雨下，毛巾里能拧出水来，他也绝不肯脱去长衫背心，依然要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。村里人都说，父亲不像是种地的，倒像个教书先生。其实这个身份确实没错。父亲是十里八乡少见的老高中生，一手毛笔字写得尤其好，一把二胡也拉得特别好听。我小时候，父亲就在我们大队的学校里任教，语文、音乐、美术全都能教。那时候我年纪尚小，并不懂什么叫审美与风骨，只觉得父亲会的事情比别人多。后来我走得渐远，见过的人与世面渐多，才慢慢明白：一个困于泥泥泞泞生活的乡间读书人，能在粗粝的柴米油盐里守住这一点才情与讲究，原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。后来我好奇地问父亲，明明学问大，书也教得好，为什么别人是正式老师，他却只是民办老师，最后还不教了？父亲这才跟我说起过去的那段年月。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各个生产队都在闹腾，天天抓典型。那时候根红苗正的是斗字不识的无产阶级，而他们这一批有学问的人，反而成了右派典型受到牵累。后来四人帮倒了，运动撤了，生产队也分家了，但头上的帽子却没那么容易摘下。再到后来政策落实，许多民办老师陆续转了正，反倒是他，始终没有等到该有的名分。由于民办教师补贴微薄，一家老小要生活，那点钱实在不够温饱，只能回乡务农。父亲起初自然有些不甘。一晃半辈子过去了，当他再跟我讲起这些时，早已看淡了许多。印象中，在我上五年级那年，镇上一所初中还曾派人来请他回去教书。父亲最终婉拒了，只说学校离家太远，田里的活计丢不下。如今想来，他哪里只是丢不下田里的活计，他分明是丢不下尚且年幼的我们啊。父亲后来不再执教，回到了黄土地里跟村里的泥腿汗子们一起务农。但村里村外凡认识父亲的，大都仍习惯叫他“李老师”。这其中有他过去的同事，有他已经长大成人的学生，也有大队和镇里的干部。那一声“李老师”，一半是习惯，一半是敬重，倒像是岁月替历史补发给他的一个名分。在我们的眼中，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寻常的农民。他就是那样兀自特别地存在着，脱离了讲台，却从没脱下心中的那件长衫。我知道它代表的不是骄傲，更不是矫情，而是一个读书人在命运不肯成全他时，为自己守住的体面。
第五篇：《老鸟的羽翼》
父亲常以陇西世胄、书香门第自况，也总是依着这样的期许，要求我们姊妹几个读书有为。村里的孩子很多小学毕业就辍学下地帮衬农事，父亲却认定，再苦再难也要支撑着我们读初中、读高中、读大学。农村人活计少，能指望的只有夏秋两季地里的那点收成。我们家本来就人口多，又个个力小身薄，一年到头收的粮食能顾上温饱就已经不错，哪里还有余钱供几个孩子读书。但就是这样艰难的局面，父亲和母亲居然咬着牙熬过来了。为了能多赚一点活钱供我们读书，父亲这样一个书生意气的人，居然前前后后从事过许多他原本并不擅长的营生。他拉过煤，砍过椅子，收过废品，卖过豆腐，干过代销点，也做过信贷员。凡是能在养家糊口上多一点生计的事情，他大都尝试过。然而，终究是缺乏了商人的机巧和算计。忙活了大半辈子，尝试了若干行当，真正发财致富的，一样也没有。有时候想来，他大约天生就不适合那些需要精明算计的买卖。写字、教书、拉二胡，才更合他的性情。然而，一个人一旦有了妻儿，生活便不再能完全由着自己的性情去安排。该弯腰的时候必须弯腰，该出力的时候只能出力。父亲将未能施展的才华默默收回心里，把一家谋生的重担结结实实地扛在了肩上。他没有对我们说过多少温存疼爱的话，却用一桩又一桩笨拙、辛苦甚至有些狼狈的营生，把我们一个个送进了学校，也送出了那片贫瘠的土地。几十年的风雨生涯，父亲就像护着一窝鸡仔的母鸡，小心翼翼地用他不甚丰满的羽毛，遮蔽着所有我们可能遭遇的严寒和不测。羽翼之外，是贫寒，是风霜，也是他一生志不得伸的遗憾；而羽翼之下，我们一个接着一个读书、长大，终于一个个长出翅膀，飞向了更高、更远的地方。我们终于成家立业，变成了他所盼望的样子。而当我们有能力回头时，他那双曾经厚实有力，握过毛笔、拉过二胡，也拿过锄头和斧头的手，早已磨满了厚厚的硬茧，刻满了岁月的沧桑。他为我们铺就了走向远方的路；却把最笨拙的深情，留在了那些志犹未竟、心有不甘的岁月中。
第六篇：《水阔云长》
二〇〇八年，我在南阳买下了一套房子。房子紧靠着白河，住在六楼，推开窗便是开阔的天光与水影。小区与三姐家只有一墙之隔，离妹妹家也不过十分钟路程，二姐更是常年守护在侧。那时父亲与母亲先后患上了脑血管疾病，行动起居很是不便。为了让他们不再受农事劳顿，也为了姐妹们便于就近照顾，我们把他们接进了城里。起初我还担心，与黄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，住进高楼会不习惯。没想到，他竟喜欢得很。父亲曾对我说，与土地纠缠了大半辈子，年轻时日日想着怎样走出去，如今终于遂了心愿，对村里的田亩收成，也没什么可眷恋的了。他说得洒脱，我心里却明白，他未必真的厌烦那片土地。那片土地养活了一大家人，也埋藏了他太多志不得伸的委屈。如今儿女都已立足，身体也不再允许他下地劳作，那些旧日的记挂和牵绊，终于也可以放下了。一边是形体上的解除劳顿，一边是精神上的心宽体胖。倒像是以身体之病苦换来了精神之解脱。刚进城后的那几年，竟是父母一生中难得的闲散岁月。他们不必再为一场暴雨、一季小麦忧心忡忡，也不必天不亮就下地奔波。天气晴好时，父亲喜欢坐在阳台上，看着白河的水面在阳光下泛起金光；姐妹们常来常往，屋里终日有茶香与烟火气。那些过去舍不得停下来的脚步，到了晚年，终于肯慢了下来。我虽远在深圳，却也常带着妻儿飞回南阳。十余年间，我从孑然一身到有了四个孩子，每逢归去，孩子们总会自觉地围绕在父亲身边，屋里骤然热闹起来。父亲看着儿孙绕膝，心里再多的遗憾也都化作了眼里掩饰不住的笑意。本以为日子可以一直这样缓慢悠然，父母的恬愉清欢可以驻留得再久一点。没想到，二〇一九年父亲病情遽然加重。脑水肿压迫了神经，他最终沉入了一片深不见底的沉默——变成了植物人。如果说前些年的疾恙是以身体之病苦换精神之解脱的话，那么这一次，命运却是在身体和精神上给予了父亲双重暴击。那个记忆超群、喜欢对着儿孙絮叨往事的老人，从重症监护室出来后，便直直地躺在了床上。没有思考，也没有对话，就这么寡言而沉默地一躺又是三年。父亲一生本有许多话可以说。关于当年没能转正的教书岁月，关于他拉过的煤、卖过的豆腐，关于儿女的成长与孙辈的琐碎，他原本可以再絮叨许久。可如今，曾经执笔、操琴、劳作的手不能再动；曾经博闻强记的脑海沉入混沌。我们无法知晓他是否感到疼痛，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能认出守在床前的儿女。最后的千余个日夜，他把所有的言语都收了回去，独自困在漫长的黑暗与孤独里，直到噩耗传来。如今，殡仪馆的烟云早已散尽，地里的新草也已绿了几回。我依然漂泊在远方。南北千里，山河阻隔。我想再回到他身边，却发现这世上再也没有一趟航班、一列车次，能将我送到有他在的门里。一副棺木，定不了父亲的一生。他没能等来体制内的名分，也没能挣得万贯家财，但他以一身风骨和坚韧的双手，把我们一个个送出了乡村。父亲在课堂上没能教完的书，却用一生交给了我们：教我们如何在命运不公时保持奋进，如何在困顿生活中守住尊严。他留给我们的，不过一身风骨，几册旧书，和一把似乎余音未绝的二胡，以及一条无论行至多远，都知道应当回去的路。南北相望，岁月绵长。唯有将这些旧事记下，遥遥祭奠。也让那一声当年哽咽在喉咙里、迟到了许久的喊声，穿透漫长的时空与云层，再轻轻地唤他一次：“爸，我回来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