烛影摇红·魏晋风流
魏晋风流
魏晋风流,清谈名士迤江左。银钩铁画剑龙吟,妙语凝珠唾。玉袖冰姿婀娜,尽安然、优游恬卧。兰桨桂棹,擎灯夜渡,舫舟画舸。碍眼功名,全不过玉枷金锁。门栽五柳自逍遥,斗室参寥廓。料是红尘笑我,应惜否?年华虚过。孤寒白首,岁不我与,诗同谁和?
译文
魏晋名士的风流气韵,随着清谈人物一路绵延到江左。王羲之般的书法如银钩铁画,落笔似剑气龙吟;机锋妙语一出口,便仿佛珠玉凝成。衣袖如玉,风姿冰洁,从容婀娜,众人都能安然自在、优游高卧;又乘兰桨桂棹,夜里擎灯泛舟,穿行在装饰华美的画舸之间。碍眼的功名利禄,不过是饰以黄金美玉的枷锁。门前种下五棵柳树,便可自得逍遥;即使身居斗室,也能从心中参悟天地寥廓。料想滚滚红尘会嘲笑我:可曾惋惜大好年华被白白度过?我却只怕在孤寒中直到白头,岁月不肯等待,而诗心无人唱和。
赏析
魏晋是我常愿意回望的一段年月。它并不太平,甚至处处有权势倾轧、山河分裂与性命无常;偏偏就在这样的乱世里,人的性情与姿态被照得格外分明。竹林中的酒,兰亭边的水,东山的一局棋,归途上的一念莼鲈,后来都被岁月磨成了清亮的文化记忆。我们自然不能只见衣冠风流,不见时代风雨;然而也正因风雨深重,那些不肯把精神完全交给功名与礼法的人,才使我久久不能忘怀。
所谓“魏晋风流”,在我心中从来不是几位名士的轶事清单。竹林七贤、王羲之、谢安、谢灵运、张翰,以及稍后归耕田园的陶潜,各有出处,各有命数,原不能强行合为一人。填这阕词时,我所取的只是他们身上若有若无的一脉气息:人可以身在世局之中,心却仍有自己的尺度;可以有才名,也可以不肯让才名成为枷锁;可以面对进退得失,却不必把一生都交给外界的评断。
于是先有了清谈,有了银钩铁画,也有妙语如珠。王羲之的笔墨也好,名士席间的言谈也好,真正令人神往的并不只是技艺高妙。笔锋有骨,言语有神,是因为背后站着一个不肯把自己磨得面目模糊的人。那种才情并非为了在人前炫耀,它更像一个人内里的山川终于找到了出口,落到纸上,便有剑气与龙吟;发为谈笑,便有珠玉般的清响。
江左的风流又总与水相连。兰桨桂棹,擎灯夜渡,画舸从夜色里缓缓过去。舟上未必真坐着某一位可以考订的古人,水面也无须对应一条确切的江。那更像我从许多旧事中拼出的一个精神去处:岸上是纷纭世路,舟中尚可容一盏灯、几句清谈和片刻不受惊扰的闲情。人不能永远离开现实,却可以偶尔从现实规定的尺度中退开一些,听水声,也听自己。
后来读史渐多,才知道魏晋的从容并不总是天生洒脱。有些高卧,是等待时机;有些归去,是看清局势后的自保;有些纵酒与长啸,也藏着不能明言的愤懑。名士并非不识人间艰难,只是他们不愿让艰难夺去最后的风度。谢安可以从东山入世,张翰也可以因秋风生归意;出处进退原没有一条整齐答案。真正可贵的,是人在选择之中仍认得自己。
词至下阕,古人的身影便渐渐照到我身上。“碍眼功名,全不过玉枷金锁”,语气写得决绝,心里却未尝不知现实远比一句词复杂。人活在世上,有家庭责任,有生计劳作,也有许多不能说放便放的牵系。看轻功名,不等于拒绝担当;珍惜自由,也不是把一切义务推开。我所厌倦的,只是把名位当作人生惟一尺度,仿佛没有外在的称许,一个人的才情、趣味与内心生活便都算虚度。
所以门前五柳,不必专指陶公;斗室寥廓,也不是故作清高。它们是我愿意为自己留下的一点精神余地。居处或许狭小,世事也常把人催得疾疾而行,心中却仍可以有山川、旧书、诗酒和未被磨损的想象。真正的寥廓不一定来自远游,有时只是在营营事务之后,仍肯坐下来读几页古人的文字,写一首未必有用的词。
然而,一个人说自己不在意功名,旁人的笑声未必就此消失。“应惜否?年华虚过”,问得并不洒脱。半生过去,谁都难免在某个夜里计算得失:走过的路是否值得,未曾得到的是否可惜,守着一点诗心究竟是自得,还是旁人眼中的蹉跎。魏晋风流能给人一个遥远的知己,却不能替人免去现实里的迟疑。
最使我感到凉意的,仍是“诗同谁和”。功名可以说放下,知音却很难说不需要。诗写在纸上,若无人听见,清谈终归一人,长啸也只落回空山。孤寒白首所怕的,并非没有热闹,而是胸中的声音再无一人能够辨认。也正因此,古人才显得亲近。他们隔着千余年,把书法、诗文、山水和不肯俯就的性情留了下来,仿佛仍能在今日的灯下,与一个未曾谋面的后来者相和。
我所眷恋的魏晋风流,终究不是衣冠的样式,也不是纵酒的姿态。它是乱世之中仍不肯轻弃自我的那一点清醒,是入世与出世之间保有选择的从容,也是明知岁月催人、知音难遇,仍愿让内心不至于只剩功利计算的坚持。古人已经远去,江左清风也未必真能吹到今日;可每当现实显得逼仄,那些名字仍会从旧纸间缓缓起身,提醒我:人的一生,可以有比成败更辽阔的尺度。
缘起花开
魏晋是我常愿意回望的一段年月。它并不太平,甚至处处有权势倾轧、山河分裂与性命无常;偏偏就在这样的乱世里,人的性情与姿态被照得格外分明。竹林中的酒,兰亭边的水,东山的一局棋,归途上的一念莼鲈,后来都被岁月磨成了清亮的文化记忆。我们自然不能只见衣冠风流,不见时代风雨;然而也正因风雨深重,那些不肯把精神完全交给功名与礼法的人,才使我久久不能忘怀。
所谓“魏晋风流”,在我心中从来不是几位名士的轶事清单。竹林七贤、王羲之、谢安、谢灵运、张翰,以及稍后归耕田园的陶潜,各有出处,各有命数,原不能强行合为一人。填这阕词时,我所取的只是他们身上若有若无的一脉气息:人可以身在世局之中,心却仍有自己的尺度;可以有才名,也可以不肯让才名成为枷锁;可以面对进退得失,却不必把一生都交给外界的评断。
于是先有了清谈,有了银钩铁画,也有妙语如珠。王羲之的笔墨也好,名士席间的言谈也好,真正令人神往的并不只是技艺高妙。笔锋有骨,言语有神,是因为背后站着一个不肯把自己磨得面目模糊的人。那种才情并非为了在人前炫耀,它更像一个人内里的山川终于找到了出口,落到纸上,便有剑气与龙吟;发为谈笑,便有珠玉般的清响。
江左的风流又总与水相连。兰桨桂棹,擎灯夜渡,画舸从夜色里缓缓过去。舟上未必真坐着某一位可以考订的古人,水面也无须对应一条确切的江。那更像我从许多旧事中拼出的一个精神去处:岸上是纷纭世路,舟中尚可容一盏灯、几句清谈和片刻不受惊扰的闲情。人不能永远离开现实,却可以偶尔从现实规定的尺度中退开一些,听水声,也听自己。
后来读史渐多,才知道魏晋的从容并不总是天生洒脱。有些高卧,是等待时机;有些归去,是看清局势后的自保;有些纵酒与长啸,也藏着不能明言的愤懑。名士并非不识人间艰难,只是他们不愿让艰难夺去最后的风度。谢安可以从东山入世,张翰也可以因秋风生归意;出处进退原没有一条整齐答案。真正可贵的,是人在选择之中仍认得自己。
词至下阕,古人的身影便渐渐照到我身上。“碍眼功名,全不过玉枷金锁”,语气写得决绝,心里却未尝不知现实远比一句词复杂。人活在世上,有家庭责任,有生计劳作,也有许多不能说放便放的牵系。看轻功名,不等于拒绝担当;珍惜自由,也不是把一切义务推开。我所厌倦的,只是把名位当作人生惟一尺度,仿佛没有外在的称许,一个人的才情、趣味与内心生活便都算虚度。
所以门前五柳,不必专指陶公;斗室寥廓,也不是故作清高。它们是我愿意为自己留下的一点精神余地。居处或许狭小,世事也常把人催得疾疾而行,心中却仍可以有山川、旧书、诗酒和未被磨损的想象。真正的寥廓不一定来自远游,有时只是在营营事务之后,仍肯坐下来读几页古人的文字,写一首未必有用的词。
然而,一个人说自己不在意功名,旁人的笑声未必就此消失。“应惜否?年华虚过”,问得并不洒脱。半生过去,谁都难免在某个夜里计算得失:走过的路是否值得,未曾得到的是否可惜,守着一点诗心究竟是自得,还是旁人眼中的蹉跎。魏晋风流能给人一个遥远的知己,却不能替人免去现实里的迟疑。
最使我感到凉意的,仍是“诗同谁和”。功名可以说放下,知音却很难说不需要。诗写在纸上,若无人听见,清谈终归一人,长啸也只落回空山。孤寒白首所怕的,并非没有热闹,而是胸中的声音再无一人能够辨认。也正因此,古人才显得亲近。他们隔着千余年,把书法、诗文、山水和不肯俯就的性情留了下来,仿佛仍能在今日的灯下,与一个未曾谋面的后来者相和。
我所眷恋的魏晋风流,终究不是衣冠的样式,也不是纵酒的姿态。它是乱世之中仍不肯轻弃自我的那一点清醒,是入世与出世之间保有选择的从容,也是明知岁月催人、知音难遇,仍愿让内心不至于只剩功利计算的坚持。古人已经远去,江左清风也未必真能吹到今日;可每当现实显得逼仄,那些名字仍会从旧纸间缓缓起身,提醒我:人的一生,可以有比成败更辽阔的尺度。